怎样在你们那个具体环境实现大会的精神,其他各省领导还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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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聪儿:好久没写信给你了,最近数月来,天天忙于看报,简直看不完。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但是除了北京上海争鸣空前外,其他各省领导还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的精神,还不敢放,争鸣空气沉闷,连文物丰富的浙江杭州也死气沉沉,从报纸驻各地记者的报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怕放了,不可收拾,一方面怕鸣了将来挨整,顾虑重重,弄得束手束脚,毫无生气。这次争鸣,的确问题很多,从各方面揭发的事例,真气人也急人。领导的姑息党员,压制民主,评级评薪的不公平,作风专横,脱离群众等等相当严重,这都是与非党人士筑起高墙鸿沟的原因。现在要人家来拆墙填沟,因为不是一朝一夕来的,所以也只好慢慢来。

军队里的贪污腐化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还要钱,还贪污,闹名誉地位、个人享受,还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干部吗?有很多干部,一到组织部就提出:要老婆,要地位,要照顾,弄得政治部很不好解决。干部都来比地位高低,不来比进步;只能提,不能降。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应当是负一天责任,就为党做一天工作。今天党要你当个旅长,你就好好做旅长的工作;明天要你当通讯员,你就好好去送信。但是,今天那个干部要是降级使用,或者提拔慢一点,就说有宗派,有山头,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来了。我们这里曾有过几股风:东北风,大城市风,今天还没有完全去掉。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可是无论哪个机关学校,过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叫三害,现在大叫“除三害”)越严重的,群众意见越多越尖锐,本来压在那里的,现在有机会放了,就有些不可收拾之势,甚至要闹大民主。对于一般假积极分子,逢迎吹拍,离问群众,使领导偏听偏信的,都加以攻击。爸爸写了一篇短文,大快人心。但是我们体会到过去“三反”、“思改”时已经犯了错误,损伤了不少好人,这次不能闹大民主,重蹈覆辙,我们要本着毛主席的精神,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明辨是非,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希望不要报复,而是善意的互相批评,改善关系,要同心一致的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当然困难很多,须要党内党外一起来克服的。

一、检讨部队管理教育上的军阀主义倾向: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③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3月28日第09版,作者:胡德平,原题:《党内一隅民主空间》

我们的眼睛要往下看,但许多人是往上看的,对战士的生活很不关心。我们首先应当照顾三百万人民的生活,他们翻了身,生活改善了,我们军队的生活就有了保证。在部队内部,首先要照顾大多数战士的生活,因为受苦的是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是他们。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解决这个问题。供给部首先要把战士的衣服鞋子做好,做得耐穿。其次要照顾下级干部,连长排长班长,机关里的参谋干事科员,老弱残废人员。最后才是照顾首长。我们只关心战士本人的生活还不够,还要解决他们家庭的困难。因为,今天我们的战士,以至干部,还不能冲破家庭这一关。家里人来了,哭哭啼啼,叫穷叫苦,就会使英雄气短。我们应当特别关心贫雇农和贫苦战士的家庭。我们的机关连队应该清楚了解每个战士的家庭情况,解决他们家庭的困难。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像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像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同志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要组织各级经济委员会。这不是个民意机关,而是权力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连队的经济委员会要受支部领导,代表战士的利益。它有权召开全连军人大会讨论本连的经济生活问题,比如杀一个〔口〕猪,讨论怎样吃法。同志们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一个连队杀一个〔口〕猪,是件大事。经委会可以随时清查本连的账目,要保证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经费用于解决战士的〔生活〕问题。各连的经委会可以联合清查营的账目,各营又可以联合清查团的,按级一直清查到军区。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彩的。国画,像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第一,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要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军队人员才能为保卫土地拼命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工作团,实行土地改革。恢复我军三大任务,以加强部队的阶级观点,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也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一切干部战士和退伍军人,只能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不许有包庇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行为;地主抗属也不能假借名义违抗土地改革。否则,必须进行严厉的斗争,交给群众去处理。只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土地问题彻底得到解决,贫苦农民和贫苦抗烈属才能翻身。建党也就不至于把阶级异己分子搞进来,基础才会巩固,才能把党的组织严肃起来,成为一个纯洁的有力的战斗的党,才能担负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政才能把过去地主富农伪人员等一切坏蛋赶出去,把好的真正为群众负责的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提起来,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建军也才有好兵,也才能建设一支真正在党领导下的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也就是担负土地改革的军队。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图片说明:华国锋与叶剑英、胡耀邦

结果,使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都脱离了群众。尤其脱离了基本群众,便宜了地主奸商。胡家沟的群众开了五十几天会,就是批评党,斗争干部。集宁战斗时,我们有的情报得的很晚,甚至得不到情报;右玉战斗,也是这样。这不是脱离群众的沉痛教训吗?在八分区,我们也脱离了群众,但群众说:“八路军总比阎锡山好。”(但这不能自满,我们应该和阎锡山根本不同)所以,当我们打东社时,敌人相离几里,未能发觉我们的主力,一举消灭了艾子谦部。应当承认,这是群众的力量。我们自己要好好检讨一番,有了困难不能只怪政府。政府又怪谁呢?我们共产党,应该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完全统一的政党,不过内部有分工——有的同志做军队工作,有的同志做政府工作,有的同志做党务工作。但据少奇同志过〔从〕六分区来信,说那里的军队与地方关系非常严重〔紧张〕,县的干部都怕军队人员,而且现在还在发展。这一方面是军阀主义作怪,另一方面是军队中地主成份对土地改革不满所引起的。许多地主、富农、奸商、以及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使用各种方法,从各方面钻进我们的党、政、军各种组织中来,进行各种阴谋破坏,继续欺压与剥削群众,严重的侵犯群众利益,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公开同地主富农勾结,破坏土地改革,压迫群众运动,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替垂死的地主阶级及一切封建势力作最后的挣扎。这是最近我们的党或军队发生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团结事件的最基本的原因。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提高威信,并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去帮助他。而今天,军队与地方发生了某些问题,军队同志如果不警惕到混入部队中的投机分子、异己分子的阴谋破坏的严重性,不很好的进行自我批评与纯洁部队的成分,把一切缺点错误都推给政府,那是不对的。同志们一定要认识到,从三七年一直到现在,群众生活仍很穷困,我们军队直接间接都有责任。如果认为群众的痛苦与我们无关,那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七、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像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念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应当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放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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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

主要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看不到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而我们军队对党、对政府是一肚子埋怨,对军区也瞒〔埋〕怨。我们的生活水平超过老百姓好多倍,还发牢骚。临县是我们的好地方,又是纺织区,而那里很多炕上没有毡子,很多地方群众没有衣穿。难道你们都没有看见过吗?你们应该比军区知道得多。要补兵的时候,也哇啦哇啦叫。就没有看到晋西北人口本来就少,加上连年战争破坏,各方负担,人力物力都已经非常窘迫。过去扩兵的方式也有很多错误,成份也不纯洁,到部队里无法巩固,逃跑了又三番五次的归队。既耽误了生产,部队又得不到兵。我们的公粮政策,看起来冠冕堂皇,但做起来,因为历年负担重,公粮条例行不通,不能不强迫命令执行,群众负担重又不公平,且没有阶级路线。这一方面为了战争需要,但同时增加群众的穷困。有时军队还自己下手,比如公粮变款,政府收不到的地方,军队就自己去收。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这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连队里还要发扬政治民主,除了作战命令,其他如练兵、生产、工作等,都可以开会大家讨论。开民主大会,战士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对屡次不改正错误的干部,战士可以向上级控告,一直可以告到军区,支部和各级党委一定要负责帮助他转。干部确实不好,就依照战士的意见,下命令撤职。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六、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杜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行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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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连队的政治生活也很不健全,因之〔此〕民主不能正确的发扬。过去搞什么英雄模范,一揽子会,很多缺乏阶级观点和真正群众路线,把党的工作也挤掉了。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使党脱离了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英雄模范运动应当是群众运动,是要以农民为骨干,而且不能造假,要由党来领导,由支部领导。这样,党的工作也做了,英雄模范的工作也做了。现在很少开党的会议。整个晋绥几年也没有开高干会,这样就不能检查我们的工作,不能总结经验。英雄模范数目很多,但许多是假的。四四年政治工作会议一个材料说,部队积极分子增加,二十一团百分之二百,三十六团百分之二百二十六,整个部队的英雄模范一千六百多人。到四五年,报纸上就很少再看见这些英雄了。在新的形式主义下面,这种现象是一定会产生的。今年在报纸上看到张八,是个爆炸英雄。本来打算奖励一下,恐怕又是假的,现在打电报去查,查清楚以后再奖励。我们要求真实,不一定要求全面。他是个爆炸英雄,就发扬他这一点。如果再象过去一样,一定要求全面,就一定又会搞垮。因为他只有那样大的本事,多了他背不起。军队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会议也许久没有开过,象这次建军会议,过去就没有开过。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生活。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健全,干部连小组会也不开,这样非常要不得。一个党员,硬要过小组生活,向小组长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小组长分配的工作。也只有在小组生活中,大家把你看做一个普通党员,才能倾听下面的呼声。特别是部队首长,一定要进行自我批评,提倡民主,下面才敢批评,民主才能发扬。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像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这个会开得很好,可惜有些迟了。过去开会,“统一战线”味道很浓厚,在会上有很多迁就,不能解决问题。这次会议,揭发了很多错误,思想上的、组织上的、对上的、对下的、对同级的、对党的、对政府的,同志们把多年想讲的话都讲了。也有些同志没有讲,还有个别同志很不愿意讲,怕斗争,这是很可惜的。有话应当都讲出来,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也可以记上一笔账,二次再解决。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有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八分区也是因为脱离群众,把平川看做“殖民地”,党政军民都去抓。结果,日本人一直进到东社以北,我们只剩下交城山上一小片地方。到四二年,毛主席提出“把敌人挤出去”,把八分区的政策检讨了一番,才纠正了。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四、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见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今后怎么办?我想我们要把根据地建设好,把土地改革彻底完成,解决窑洞政治形势,建设一支能担负土地改革任务的军队,是当前首要而且最迫切的任务。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今天,我们部队中的军阀主义还相当严重。我们这个部队经过这样多年的锻炼与教育,经过了多次的军事整军与政治整军,还是没有整好。谭主任关于部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②,对陕甘宁的部队作用很大,在晋绥部队中起的作用就非常微弱。我们的管理方法还是旧的一套,怎样经过群众路线去管理部队,是很少听到的。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对于其他问题,揭发得还不十分够。我们这个会,还抵不上兴县胡家沟的群众大会,他们开了五十几天,解决了一百几十件事。他们对自己的人,有斗争,有团结,斗争了干部,最后开团结大会,又批评了几个不正派的农民。他们是全部的马列主义。我们这里到会的,都是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党培养了十几年的、二十几年的,今天这个精神还抵不到那些农民。同志们应当很好的检查自己,站稳立场,把一切错误与缺点彻底揭发出来,寻求改正的办法,改进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乙 部队本身建设问题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这些问题,你们回到自己的部队要无情揭发,检讨经验教训,以后怎样负责纠正,不然,工作是很难搞好的。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我们自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到今年已经十一个年头。晋西北的群众养了我们十年,我们做出了三件成绩:第一,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第二,创造并坚持了晋绥边区,虽然有缺点,有错误,这个边区今天还存在;第三,扩大了部队。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甲 军队与根据地建设问题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第一,开展部队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运动,经济要公开,政治要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反掉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反掉贪污腐化现象。

  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6年12月4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第二,严格纪律,赏罚分明。现在是由上而下的不遵守纪律,×××在紧张的战争中,曾两次擅离职守,参加大会,又不辞而别;×××写了六、七次信,不来开会。部队的纪律,尤其是党的纪律〔中〕的群众纪律,非严格整顿不可。现在,惩治贪污条例也有了,军法条例也有了,还缺一个奖励的条例,会后也可以起草一个,在部队中大大开展立功运动。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一定要发扬民主,通过群众。比如要选英雄,全连全营以至全团全旅都讨论了,这个英雄才能使大家心服。张八的爆炸,在三十六个团成了全团的运动,现在成了二旅的运动,这就是英雄。我们发扬他这一点,成为一面旗帜,就能推动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第四,贯彻生产供给会议的决议,部队的商店在政府未接受以前,自己很好的进行整理,把那些特务、地主、恶霸、奸商、逃避斗争的、逃避兵役的,统统清除出去。各部队的后方,也是包庇地主、违法走私的地方,要好好清查。把生产供给会议的精神贯彻实现,帮助群众翻身。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根据地建设是我军建设人力物力与政治力量的源泉。一个根据地的好坏,军队要负很大的责任。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原来晋西北没有党,也没有我们的政权。我们一二○师来了,才建立起党和政权。不过,我们对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做得很少,而且做了不少破坏根据地的事。我们仅仅在三七年初来时,很皮毛的做了一些地方工作。我们是有自己的目的,即“扩兵、筹款、搞枪”三大任务,还是从军队的本位主义出发。怎样把根据地建设好?思想上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去解决农民的问题,只是忙着抓一把,来解决军队自己的问题。三九年,阎锡山公开提出“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由于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向阎锡山进行坚决的斗争做得不够,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主力离开晋西北,四O年回来。几年来弄吃弄穿,自力更生,只是解决几万公家人的问题,这也是必需的:但对群众没吃没穿,卖儿卖女,部队并没有关切,并且严重的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违犯俘虏政策,今天成了普遍的现象。搜俘虏腰包的,每次战斗都有;这种恶劣现象是不允许的。他不放下武器,就是敌人,应该坚决消灭;放下武器,我们就要争取。拿蒋介石的兵,蒋介石的枪,去打蒋介石,还不好吗?这是党的政策,中国还有几百万军队须要争取。今后凡违犯俘虏政策的都应受到应有的处罚。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商业生产:我们的旅长、团长、政治委员、主任同志们,你们要好好检查一下你们的商店。他们住的高楼大厦,骑的高头大马,好吃好穿,却去包庇逃兵、地主、奸商、特务,做些违法走私、买房买地、金融投机……的勾当。阎锡山一个少将特务在我们××团的商店住了几个月。在三万多人口的岢岚城,有一座四十万现洋资本的联合商店,那个经理吃得很胖,头发梳得油光光,一年只赚一万来块钱。钱都往那里去了?这种生产是完全剥削群众的,只便宜了地主奸商。这些人,应当交给群众去公审!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会议最大的收获,是在建立人民军队,也就是建设担负土地改革的军队,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为人民服务,我想任何人不敢反对。但是,怎样兑现?你们有野战军来的,有地方军来的,怎样在你们那个具体环境实现大会的精神?就看你们那两条腿站得稳不稳。如果回去一遇到衣服困难、鞋子困难、什么困难,两腿站不稳,那就使大会的精神走了样,成了小脚婆娘,走起来就摇摆不定。你们要战胜你们那个环境,一点动摇不得,一动摇就要犯错误。也不要背个包袱回去,以为参加了建军会议,思想搞通了,自己都是正确的了,那也会搞坏。应当是虚心研究自己的工作状况,团结干部,无论在怎样的困难情况下,毫不动摇的坚持大会的精神。这样,才证明我们真正搞通了思想。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三、根据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来检讨我们部队的建设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今后怎么办?我想主要的是开展部队的民主运动,也就是群众运动,解决我军中的连队政治形势,坚决反对军阀主义、本位主义等倾向,使我军大家齐心执行消灭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消灭地主阶级的光荣任务。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一、对大会的估计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农业生产,名义上是“调剂”水地,实际上是从农民手里抽了地,给地主保留着地权。粮食打不了多少,生产人员发展腐化堕落。还有什么“演戏变工”、“读报变工”、“好汉股子”等等,都是剥削群众的。这样,就大大的脱离了群众,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这个会使同志们思想上提高了一点。只是一点,不是一步。虽然只是一点,也不是容易的,这是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会议才得到的。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手工业生产,如油坊、酒坊、纺织等,都放高利贷,有的还探买青苗。今天要消灭封建,首先要消灭这些人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剥削!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过去打日本,今天打蒋介石,在我们战士中就要解决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现在战士逃亡还很严重。如果他家里得了土地,观念就会转变,知道为自己服务,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逃亡就会减少。这就是去年高干会所提出的“改变窑洞政治形势”,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家里分得了土地,战士就高兴,情绪就和过去大不相同。右玉战斗失利,××团两个连长被敌包围,与敌顽强斗争,仍无法退出,最后壮烈殉职,都是家里分得土地的。证明这件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真正把这件工作做好了,整个政治工作也就做了大部分;如果没有做好,我们政治工作也就放弃了大部分。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二、对军队工作的估计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我们生产中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也是天下少有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是要有计划的督促检查,总结经验,领导生产。而我们的统一领导,许多是不管;分散经营,是从军区一直分散到连队,有的分到战士。八分区一个连,从娄烦到文交边山,开了十九个商店,用了几十个人,赚的钱不够商店开支。有的连把生产基金分给每个战士,按月给公家交任务。这还有什么政策?!机关里也是一样,军区司令部各科都有生产,一个科也在门口摆小摊!名为到处种菜,我们司令部还买菜吃。如果好好统一领导,司令部解决了吃菜,一年就能节省一百几十石粮,对群众不好吗?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下面我想说说这些问题,主要是说明我军如何不脱离群众,真正依靠群众建设一支很好的人民军队,也就是土地改革〔中的〕军队的问题。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第二,军队要用大力帮助群众生产。不打仗就帮助种地、锄草,帮助群众买牛,搞副业。有了土地,农民还不能翻身,还要帮助他生产。帮助生产和解决土地同样重要。农民把地种好了,有了吃,把副业搞起了,有了穿,有了用,有三年二年,一定能翻身。农村经济恢复了,群众有了吃穿,公家从农民的盈余当中要一些,他们也会乐意。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如果连队的管理教育方法不是军阀主义的,而是采取民主的群众路线,连队“政治形势”搞好了,战士家庭的“政治形势”也搞好了,再从思想上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创造。不但能很快巩固,还可以培养出大批的干部,干部缺乏也可以解决了。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依靠群众来建党、建政、建军,来战胜一切敌人。没有阶级性、群众性的单纯建设军队,是不行的。毛主席说:“我们的力量就是小米加步枪,如果看不见小米,即群众力量,这支步枪,一定不会有任何作用。”因此,必须号召全军积极参加拥护土地改革,坚决反对对土地改革的抵抗甚至镇压的反革命行为。也须彻底肃清军阀主义与单纯军事思想。军阀主义决不限于打骂,凡一切违犯人民利益的思想行动,都是军阀主义的表现。今天只有蒋介石是不要群众的,他依靠美帝国主义,所以总是打败仗。从历史上看,谁脱离群众,就不能存在。民国以来,袁世凯、段祺瑞和各省的军阀,都被消灭了。今天蒋介石还未被消灭,不久一定被消灭。我们首先要把根据地建设好,解决土地问题,生产发展,军队的人力补充和物质供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打好仗。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尤其我们这个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是大青山。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那里的部队没有房子住;人不解衣,马不下鞍。最后,大青山虽然退出来了,他们的功劳是不能抹煞的。木青山的工作有缺点、有错误,主要是脱离了群众,还有内部不团结。除了他们本身的问题以外,我们边区也要负一些责任。第一,边区对那个地区的对敌斗争政策研究不够,因而对他们指示帮助也不够;第二,那个地区环境紧张,边区怎样帮助他们训练干部,改造干部的思想,以至必要的轮流调换,也做得不够。而四O、四一、一直到四二年初,大青山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帮助是很大的,不仅帮助了这边部队的吃穿,还帮助维持了这边的金融。四五年,主力进至绥远,找不到当地的党,也找不到政府,就一味批评他们,也是不对的。要知道,过去日本人向他们“扫荡”,×××也进攻他们。而我们当时在大青山的对敌政策、对各阶层的政策、对土匪的政策,都有毛病,以致孤立了自己,脱离了群众,最后不得不撤退出来。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在其他地区,脱离群众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我举我们警备连为例,前任指导员,打战士,要战士罚跪。连长也打战士。这完全是军阀主义的管理方法。连队里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军事学习、政治学习都做得不够,不知道眼前你们旅团怎么样?如果也和我们这个警备连一样,那就糟了。我们警备连对战士的生活也关心不够。我亲自告诉他们,饭怎样煮,菜怎样做,早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又给了他们一个母猪。这个连是几个连合并的,家务〔业〕不少,去年生产也打了几百石粮。可是,今天战士的生活还是不好,战士的红利也没有分。他们也有经济委员会,每月形式的公布账目,公布以后就烧了。现在很多账目还没有查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七大(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军事问题的一段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①这是原则,同志们怎样去了解、体会,在实际工作中去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毛主席思想,同时又根据我军要担负进行国内战争,消灭蒋介石、消灭地主阶级、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光荣任务。我们来检查一下部队的思想作风,我们感觉部队中还是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而最主要的还是表现我们的群众观点不足,尤其是阶级观点很不明确,离人民军队土地改革的军队思想还差一个距离。我军中目前尚存在的不爱护根据地人力物力,不关心群众痛苦,部分人员贪污腐化,严重脱离群众以及少数人员对国内战争消极、动摇,想进大城市升官享乐,对〔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地主,抵抗农民斗争等等,这些没有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的行为都由此产生。这是我们脱离群众的基本根源。同时,军队中民主作风不足,也助长了军阀主义、本位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

  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贺司令员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四七年九月)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如果连队里有了这个民主,那么,这个连队就有了保证。在民主运动开始时,发生某些偏向是难免的,各级党委要很好的领导,干部要很好的去掌握,不要害怕群众运动,不能压制民主。但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必须有阶级性的,要以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为骨干,团结中农出身的战士。这就可以达到,既可以反对军阀主义,又可以避免极端民主化。这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以地主成份、流氓兵痞等为核心,那民主运动和一切政治工作都要失败的。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四四年整军,晋绥是搞练兵团,毕业以后再回部队练兵。但是效果不大,而且在许多部队中是遭到抵抗的。××团前任团长就反对“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方法,他要搞旧军队那一套。不过他不敢公开反对,只是消极抵抗。××团下面民主发动起来,被前任团长×××同志压下去。××团的民主也被压下去了。据说特务团搞得好一点,但不是思想认识了,而是因为发生一次兴县事件,团长政委受了处分,才来一点民主。据说××团也不坏,可是到四五年就暴露了。打拖逃兵,逃亡战士不愿归队,打胜仗也发生逃亡现象。×团是朔县团,打朔县也发生逃亡。我们要追究原因,兵役制度上有错误,地方工作不健全,固然有关系,但主要是部队管理教育上军阀主义的恶劣倾向××团一个连一次跑了六个战士,连长指导员不敢向营部讲,怕受到营长教导员的批评。他们知道教导员爱下棋,他正下得起劲的时候,指导员跑去说:“报告教导员,跑了两个战士。”教导员头也不抬,说一声“跑了就跑了”,还下他的棋。等他将了一军,连长又跑去说:“报告教导员,跑了两个战士。”回答还是“跑了就跑了”。等到棋局快完了,指导员又报告一回,回答还是一样。三次才把六个战士报告上去。这种上下级关系,相当恶劣!下面还怎么敢向上级提意见呢?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第三,兵员补充问题,我们不要想象山东、晋冀鲁豫一样,集中几十万人在一起打仗。我们现在要有多少人就打多大的仗,能消灭一个连,就是一个连,能缴三杆枪,就是三杆枪。补兵是有一个补一个,有两个补两个,并且不要地主成份参加军队。不要想一次三万两万的补充。尤其是内地区,必须多留几个人生产。而且要实行精简,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改造的兵痞、流氓成份。既可减轻人民负担,又可保证我军的纯洁。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